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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六月，家宁参加了泉州一中的入学考试。考场设在泉州一中校园里，从承天巷走过去要四十多分钟。天没亮她就起来了，灶间里陈阿圆已经在煮粥了，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地瓜的甜味和米香混在一起，在清晨的凉意中显得格外温暖。灶台上摆着一碗已经盛好的粥，粥面上撒了几粒枸杞，红红的，像一颗颗小小的灯笼。旁边还放着两颗金枣，金黄金黄的，用一小片芭蕉叶垫着。
「吃了再走。」陈阿圆背对着家宁，正在往锅里添水。她的声音很平，像平时叫她起床吃饭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语气。
家宁坐下来，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不烫，温温的，刚好入口。她把两颗金枣也吃了，先酸后甜，吃到最后那一点点苦，她像往常一样咽了下去，没有皱眉。她把碗放下，站起来，拿起那个蓝布包袱——包袱里装着两支铅笔丶一块橡皮丶一把削笔刀，还有那本帐簿。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上帐簿，考试又用不上，但她还是带上了。她把它放在包袱最里层，贴着布，用手按了按，确认它在里面。
「我走了。」
「嗯。」
家宁走出灶间，穿过铺子，推开木门，走进承天巷。巷子里很安静，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地响。路灯已经灭了，天还没有完全亮，东边的天空是灰白色的，西边的天空还是深蓝色的，像一块被谁从中间撕开的布，一边是白天，一边是黑夜。她走在白天和黑夜之间，走在这条她走了半年的巷子里。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过头看了看。陈家铺子的木门已经关上了，门板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红纸已经褪色了，变成了粉白色，「春风得意」的「风」字被雨淋糊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门楣上挂着那根扁担，黑色的，在晨光中像一道凝固的墨迹。扁担下面挂着那块小黑板，黑板上的字已经被风吹日晒得看不清了，「今日金枣新到」几个字只剩下一些斑驳的白色痕迹，像一幅褪了色的抽象画。
她转过身，走出巷口，走进中山路。中山路比承天巷宽得多，两边的店铺都还关着门，卷帘门拉下来，铁皮在晨光中泛着冷光。路上偶尔有一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从她身边经过，铃声叮叮当当的，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她走得很稳，不急不慢，每一步都踩在柏油路面上，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到了泉州一中，校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人。有学生，有家长，有来送考的，有来陪考的。家长们站在校门口，伸长脖子往里看，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期待。家宁没有让任何人来送。陈阿圆问过她要不要陪，她说不用。林清石问过她要不要骑自行车送她，她说不用。她说她自己能去。
她走进校门，找到自己的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座位在靠窗的位置，窗户外面是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枝叶伸到窗前，有几片叶子贴在玻璃上，叶脉清晰可见，像一张摊开的人体血管图。她坐下来，把铅笔丶橡皮丶削笔刀摆在桌子左上角，然后把包袱放在脚边，用脚踩住包袱的带子。
考场里陆续有人进来，有人在小声说话，有人在翻书，有人在闭目养神。家宁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棵大榕树。榕树的树冠很大，遮住了半边天空，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窗台上投下斑斑点点的光斑。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跳了两下，啄了啄玻璃，歪着头看着她，又跳了两下，飞走了。
她想起了那本帐簿。
她弯下腰，从包袱里把那本帐簿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还是空白的，她还没有在那里写任何字。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在空白页的最上方写下了今天的日期：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写完了，她把帐簿合上，放回包袱里，用脚踩住包袱的带子。然后她坐直了身体，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手心贴着桌面。桌面是木头的，凉凉的，上面刻着一些字——不知道是哪个考生留下的，有「加油」，有「考不上就去打工」，有「某某某我喜欢你」，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符号和图案。她的手指在那些字上慢慢地摸过去，碰到了「加油」两个字，那两个字刻得很深，凹槽里积满了灰尘，摸上去像一条乾涸的河床。
铃声响了。监考老师开始发卷子。
她把卷子翻过来，看了看上面的题目。语文，第一题是作文。作文题目写在最上面，用黑体字印着：
《路》
她看着这个字，看了几秒钟。然后拿起铅笔，在作文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我阿公从缅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
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工工整整。铅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用小刷子轻轻地扫着纸面。她没有打草稿，没有停顿，没有涂改，就那么一行一行地往下写。写陈远水在缅甸的铺子，写日本人的飞机炸红了伊洛瓦底江，写他挑起两只箩筐，箩筐里坐着四岁的她和一岁的弟弟，写苏阿梅发着高烧躺在破庙里，写他的腿在云南摔断了，没有麻药就接上了，歪了，瘸了一辈子，写他们走了三年，写他们终于到了泉州，写他站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说「到了，这就是咱的厝」，写他开了陈家铺子，写他在柜台后面偷偷地丶在碗底刻下「阿圆不用踮脚」那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