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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章程序正义(第1/2页)
下午4:45。
纽约，下曼哈顿，圣安德鲁广场一号。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在美国的司法版图上，如果说华尔街是金融犯罪的中心，那么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就是悬在华尔街头顶的那把剑。这里走出过无数个未来的纽约市长和州长，他们以铁腕起诉内幕交易、黑帮和恐怖主义而闻名。
助理联邦检察官（AUSA）丹尼尔·里维拉，三十四岁，原本正准备收拾东西去接他读幼儿园的女儿。他妻子已经发了三条短信催促他，因为今天轮到他做晚饭。
然后，他的主管，证券与商品欺诈部门的负责人，几乎是用一种小跑的姿态冲进了他的格子间，把一张刚打印出来的纸拍在了他的桌上。
“丹尼尔，接个活儿。优先级最高。“
里维拉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上的名字——大卫·R·格里菲斯。
“我需要你立刻起草一份针对此人的搜查令申请。“主管的语速快得像连珠炮，“目标是他在上东区的公寓。我们要拿到他的所有电子设备、交易记录、通讯记录。“
里维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快五点了。
“现在？“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主管，搜查令的宣誓陈述书……通常我们需要几天时间来构建相当理由。我们至少得先从SEC那里拿到他的交易记录，证明他确实从这次事件中获利了，否则我们凭什么进他家门？“
“没有几天。“
主管盯着他，眼神里有一种里维拉很少见到的、混合着压力和疲惫的凶狠，“我们有大概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里维拉以为这是个玩笑，但主管的表情很严肃。
“这是华盛顿的直接要求。“
主管压低了声音，吐出了几个让里维拉瞬间僵住的名字，“财政部，还有SEC主席办公室。他们要在今晚天黑之前，看到这个人被FBI带走。“
里维拉张了张嘴。他在SDNY干了七年，处理过无数复杂的金融案件，但他从未见过这种自上而下、要求在两小时内完成一份重案搜查令的“政治任务“。
“可是……主管，我们手上有什么？“
里维拉抓起那张纸，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罪？我现在去申请搜查令，我得告诉法官，我们怀疑他犯了什么联邦罪行。仅仅是发了一份报告吗？发报告不犯法，这是言论自由。“
“操纵市场。“
主管言简意赅，“10b-5规则。“
“但是10b-5需要他有获利动机和获利事实！“
里维拉的声音也急了起来，“他得通过散布信息来做空牟利，才构成操纵市场。我们现在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持有花旗的空头头寸吗？我们查过他的交易账户吗？SEC那边给出相关的证据了吗？“
主管沉默了两秒钟。
“没有。“主管最终坦白，“我们还没来得及查。但是丹尼尔，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主管俯下身，几乎是凑到里维拉的耳边：“一个前花旗的结构化产品部高管，离职两年，对花旗的烂账了如指掌。他蛰伏了整两年，然后精准地挑在花旗最脆弱的这个周一，把一份核弹级的报告捅出来。“
“你觉得，他没有提前建仓做空吗？“
“一个在投行干了一辈子的人，会放着唾手可得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暴利不赚，纯粹做慈善来揭露真相？“主管冷笑了一声，“这不符合人性，更不符合华尔街的逻辑。他百分之百做空了，只是我们还没找到证据而已。“
“所以你的工作，“主管直起身，“就是把这个‘合理的推断‘，写成一份能让法官签字的宣誓陈述书。用你的笔，把这个我们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先在程序上‘假定‘下来。等我们进了他的家门，拿到了他的电脑和交易记录，证据自然就有了。“
里维拉怔地看着主管。
他当然听懂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执法逻辑——正常的程序是“先找到犯罪的证据，再去申请搜查令“；而现在，他们要做的是“先假定他有罪，用这个假定去申请搜查令，然后再进门去找证据“。
这在程序正义上，是一道危险的、近乎践踏原则的滑坡。
“主管，如果……如果我们进去之后，发现他根本没有做空呢？“里维拉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他真的一股都没卖空，那我们这份搜查令的相当理由就不成立了。我们等于是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非法搜查了一个公民的住宅。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法律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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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
主管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别再问了“的疲惫，“你听我说。我个人也不喜欢这么干。但你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吗？花旗今天跌了百分之二十。如果它倒了，不是死一家银行的问题，是几千万美国家庭的存款，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
“华盛顿那两位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需要一个交代，需要一个姿态，需要让市场看到，攻击国家金融命脉的人会被立刻制裁。“
主管拍了拍里维拉的肩膀：“这种时候，没有人会去深究程序上的瑕疵。把活干了。如果他真做空了，这是大概率——你就是抓住金融罪犯的英雄。如果他真没做空，那也是上面的决策，不是你的责任。你只是个执行命令的检察官。再说嘛，他就算没做空，肯定也会犯其他罪...你懂吧？“
“开始写吧。两个小时。我去协调FBI纽约分局的人，让他们待命。“
主管说完，转身快步离开了。
里维拉独自坐在格子间里，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空白的文档模板。
他给妻子回了条短信：“今晚的晚饭你来做吧，我可能要很晚。“
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敲击键盘。
他打开了SEC紧急传过来的格里菲斯的基本资料，以及那份引爆了一切的报告。他必须在这份宣誓陈述书里，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犯罪故事“。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移动，一行充满了法律术语和“假定性“措辞的文字出现在屏幕上：
“……基于嫌疑人大卫·R·格里菲斯的职业背景及其对花旗集团内部非公开财务信息的深度掌握，本办公室有合理理由相信，嫌疑人极有可能在发布上述误导性或重大非公开信息之前，已通过其本人或关联实体的账户，建立了针对花旗集团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大规模空头头寸……“
里维拉写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有合理理由相信“、“极有可能“。
他知道，这些词组是整份文件的命门。它们看起来充满了法律的严谨性，但实际上，它们的背后没有任何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作为支撑。这是一座建立在“推断“和“人性假设“之上的沙堡。
他抹了一把脸，继续写下去。
“……鉴于嫌疑人已公开承认其行为，存在极高的销毁电子证据、转移非法所得资金及潜逃出境的风险。为防止证据灭失，本办公室紧急申请对嫌疑人住所进行搜查，以查获其交易记录、电子设备及离岸账户凭证……“
写到“潜逃出境的风险“时，里维拉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谬。
一个主动向全美国媒体公开自己真实姓名和身份的人，一个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干的人——你说他有“潜逃出境的风险“？
如果他想跑，他为什么要实名认领，把自己暴露在聚光灯下？
这个逻辑上的巨大裂缝，像一根刺，扎在里维拉的职业良知上。
一个真正想做空牟利、然后逃之夭的罪犯，绝不会实名站出来。他会躲在匿名的阴影里，平掉仓位，拿钱走人。
而格里菲斯反其道而行之。他高调地、唯恐天下不知地，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份报告焊死在了一起。
这根本不是一个“罪犯“的行为模式。
但里维拉没有时间去深究这个矛盾了。
墙上的钟滴答作响，主管随时会回来催进度，FBI的特工已经在待命。
在国家机器开足马力的咆哮声中，一个助理检察官关于“程序正义“的那点微弱的迟疑，根本不值一提。
他把那个矛盾的念头压了下去，继续敲击键盘，把这份或许要在未来某个听证会上被反复质疑的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补完。
下午5:50。
里维拉点击了打印。
激光打印机吐出了那份还带着余温的、长达十二页的宣誓陈述书。
他抓起文件，看了一眼上面那些他亲手写下的、充满了“合理相信“和“极有可能“的句子，然后苦笑了一下。
现在，他需要去找一位愿意在这份沙堡上签字的联邦治安法官。
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傍晚，在华盛顿那两位的施压之下，他相信，找到这样一位法官，不会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