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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下午五点零三分准时进站。晨光拎着藤箱从车厢里下来，宁城的站台比老家的要窄一些，铺的水泥砖有几块翘了起来，踩上去脚底硌得慌。他随着稀稀落落的人流出站，天阴着，风里带着一种陌生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宁城靠南，空气里多了一层湿漉漉的东西，贴在皮肤上，黏黏的。
他按着信上落款的地址问路。卖烟的老头儿往南指了指，说过了那座石桥再走一里地，看见一棵大榕树就到了。晨光走过去，石桥是旧的，桥面的石板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滑的，桥下的水混浊，流速不快，漂着几片不知从哪儿落下来的枯叶。过了桥，路窄起来，两边的房子挤得近，檐角几乎要碰在一起，中间只留出一条窄窄的天。他在那棵大榕树跟前停下来，榕树的气根垂得密密匝匝，像一面棕色的帘子。树旁边是一扇木门，门板上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门虚掩着。
他推门进去，院子很小，比老家的小了一半不止。地上铺着碎砖，砖缝里长着青苔，滑腻腻的。正对着门的是一排三间平房，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晨光站在院子当中叫了一声：“先生。”声音在院墙之间弹了一下，落下去，没人应。
他又叫了一声。第二声刚出口，东边那间屋子的门就开了。
贺先生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布短褂，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的小臂上贴着一块膏药。他比去年秋天瘦了一些，颧骨更显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看见晨光，眼睛弯了一下，嘴角也跟着弯了一下。
“进来了也不先敲个门。”贺先生的声音哑哑的，像是刚睡醒，又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糊住了，“外头凉，进来。”
晨光进了屋。屋里果然像丽媚说的那样，书堆得到处都是——桌面上摊着，凳子上摞着，墙角的地上码了齐齐的两排，顶到膝盖那么高。桌上一盏煤油灯亮着，灯罩蒙了一层烟灰，光透出来昏昏黄黄的。贺先生走到桌边把堆在椅子上的几本书搬开，腾出一块地方让晨光坐。
“腰怎么样了？”晨光把藤箱放下，没坐，看着贺先生的后背。
“没事，闪了一下，养了两天就好了。”贺先生转过身来，拍了拍自己的腰侧，“老刘这人嘴碎，什么事都往外传。我跟他带话的人说了别告诉你。”
“王师傅来送煤球，碰见修鞋的老刘，老刘跟他说的，他转头就告诉我了。”晨光说，“您写信的时候怎么不说？”
贺先生没有接这句话。他走到墙角的水壶旁边，倒了一碗水递给晨光。碗是粗瓷的，碗沿有个小小的缺口，不扎手。晨光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一点铁锈味。
“丽媚还好？”贺先生在床沿上坐下来，床板吱地响了一声。
“好。石榴树打花苞了，她说等开了给你描一张寄来。”晨光把碗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过去，“这是她写的。”
贺先生接过去，没有立刻看，把信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信封角上按了按。“她做的那罐腌萝卜带来了？”
“带了。在藤箱里，还有两双布鞋、一包虾皮。”
贺先生点了点头。窗外有一阵风灌进来，煤油灯的火焰歪了一下又正回来。贺先生抬起眼看了看晨光，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小会儿，像在数什么似的。
“你长高了，”贺先生说，“肩膀也比上回宽了。”
晨光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肩头，好像看不出什么变化。“您瘦了。”
贺先生笑了一下，笑纹从眼角拉开来，很深。“瘦了好，夏天凉快。”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被风吹得扬起来的窗帘拢了拢，拿一个旧墨水瓶压住一角。“你住西边那间屋子，我昨天收拾过了，换了床单被套。”
晨光拎着藤箱去了西屋。屋子确实收拾过，床上的被套是蓝底白花的，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套上的折痕还一道一道的。窗台上搁着一只白瓷瓶，瓶子里插着一枝不知道什么树的枝条，叶子细长的，蔫蔫的，像是插了有几天的样子。晨光把藤箱放到床脚，把布鞋和虾皮拿出来搁在桌上，那罐腌萝卜用油纸裹着，他拆开油纸看了看，罐子封得严严实实的。
他回到东屋的时候，贺先生已经把那封信拆开了，正低着头看。信纸铺在膝盖上，他的视线沿着字行一行一行地走过去，走得很慢，像一个人在田埂上散步，不赶时间。看到末尾那句“石榴树打了花苞”的时候，他的嘴角动了动，极轻极轻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丽媚的字比去年好了。”贺先生把信纸折回去，放进信封里，“撇捺都稳了，以前写‘人’字那个撇总往左歪，现在正了。”
“她练了大半个冬天，”晨光说，“每天吃完饭描一张字帖，描完拿给您以前给她写的那个范本比，比完了再描下一张。”
贺先生没说话，把信封放进枕头底下压着，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的时候，带出了一把折扇。扇骨是竹制的，颜色已经盘成了深琥珀色，油润润的。他把折扇打开，扇面上画着一丛兰草，墨色淡了，但兰叶的姿态还在，一撇一捺地伸展开来，疏疏朗朗的。
“您这扇子扇骨松了吧？”晨光说。
贺先生把扇子合上，摇了摇，扇骨之间果然有一道微微的晃动，发出细小的“嗒嗒”声。“是有点松了，”他把扇子递给晨光，“你帮我看看。”
晨光接过来，把扇子凑到灯下。扇骨顶端的那枚小钉子松了，周围的竹面磨出了浅浅的凹槽。他从口袋里摸出随身带的一把小刀，又看了看，把扇子放在桌上。“得找点胶，再拿细线缠一道才牢。”
“桌肚里有一瓶鳔胶，不知道干没干。”贺先生弯腰想去够桌肚，腰弯到一半顿住了，手撑着桌沿慢慢直起来。
晨光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自己蹲下去，从桌子里摸出一只小瓷瓶。瓷瓶里的鳔胶已经凝成了半透明的胶块，他拿手指按了按，软软的，还能用。他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卷白线，把扇骨对齐了，涂了一点胶上去，用线细细地缠了两圈，打了个结，拿小刀把线头切平。
“好了。”他把扇子合拢，递给贺先生。
贺先生接过去，重新打开，摇了摇。扇骨不再晃了，开合之间利落干净，发出一声清脆的“啪”。他把扇子举到眼前看了看缠线的位置，线缠得很匀，一圈挨着一圈，整整齐齐的。
“你手比你爹稳。”贺先生说。
晨光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听贺先生提起他父亲。他父亲走了快十年了，走的时候晨光才七岁，记忆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好像也是秋天，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的时候背影被太阳拉得很长，落下来的时候柴火“啪”地裂成两半，木屑飞起来，沾在父亲的袖口上。再往后的事他就记不清了。
“我爹，”晨光的声音低下去，“他也会修东西？”
贺先生把扇子收起来，放进枕头边上。“会。他那双手什么都会做，木工、泥瓦、修伞、补锅——你小时候那把木枪就是他做的，还记得不？”
晨光记得。那把木枪他玩了三年，枪头摔断过两回，他爹拿砂纸磨平了又涂上红漆，像新的一样。后来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
“他走得早，”贺先生的声音也低下来，“不然你这些年不用跟着我学这些。”
屋子里暗下去了，煤油灯的光变得格外显眼，把贺先生的半边脸照得明晃晃的，另半边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窗外的风大了一些，院子里那棵不知什么树的叶子哗哗地响，声音密得像下了一阵急雨。
“先生，”晨光说，“您这儿的墙塌了一段？”
贺先生抬眼看他。“老刘这嘴，”他摇了摇头，“是塌了一段，学校后墙，上个月暴雨冲的。我跟校工去搬石头修，搬第二趟的时候腰就不对了，没搬几块。第二天校工自己修好了，我搭了把手，递递砖头什么的。”
“您别搬了。”
“不搬了。”贺先生站起来，走到桌边拿起那盏煤油灯，往西屋的方向照了照，“你今天坐了一天车，早点歇着。灶房里有热水，自己去倒。”
晨光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贺先生正把灯放回桌上，低着头，后颈上有一道浅浅的疤，像是旧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淡一些，弯弯的，跟着脖子的弧度走。晨光想问问那道疤是怎么回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先生，”他说，“那把折扇的扇骨要是再松，您别自己弄，等我下次来。”
贺先生没有回头。他的声音从桌边传过来，轻轻的，像煤油灯的火苗一样微微晃着：“知道了。”
晨光在灶房里倒了热水洗了脸，回到西屋。床单被套有晒过太阳的味道，干燥的，暖烘烘的，和他家里被套的味道一样。窗台上的白瓷瓶里那枝细叶子的枝条在暗处看不清楚形状了，只看见一团灰蒙蒙的影子。他躺在床上，听见隔壁贺先生走动的声音，脚步声很轻，从东屋走到灶房，又从灶房走回东屋，中间停了一会儿，大概是坐下来喝水。
他闭上眼睛。窗外的风还在吹，院子里的叶子还在响，声音和家里石榴树的叶子不太一样，更细碎一些，像砂纸在木头上来回蹭。但节奏差不多，也是一阵一阵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墙是新粉过的，白灰刷得很匀，借着窗缝里透进来的一点点天光，能看见墙面平整光滑，一道裂纹也没有。他在那面干净的墙上看了很久，看着看着，眼皮慢慢地沉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他是被鸟叫吵醒的。宁城的鸟和老家不太一样，叫声更尖细，像一根针在玻璃上划了一下，又划一下。他从床上坐起来，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灰白灰白的，没有太阳，但光已经铺满了院子。
他穿好衣服走出去。贺先生已经在院子里了，坐在一只小板凳上，面前搁着一盆水，正拿剃刀刮胡子。他听见脚步声，侧过头来看了晨光一眼，下巴上还沾着一片肥皂沫。
“灶房里有粥，”他说，“锅盖别掀太早，让粥再焖一会儿。”
晨光走进灶房。灶台上果然有一只砂锅，锅盖盖着，缝里冒着细细的白气。他掀开锅盖，粥熬得稠稠的，米粒都开花了，粥面上浮着一层米油，亮汪汪的。旁边碟子里搁着一块腐乳、几根酱黄瓜。他把粥盛出来，端着碗走到院子里，在贺先生旁边蹲下来喝。
贺先生已经把半边脸刮干净了，正对着盆里剩的半盆水照自己的下巴。盆里的水被搅得晃晃荡荡的，他的脸在水面上碎成一块一块的，又拼起来，又碎开。
“今天学校还有课？”晨光问。
“上午有两节，讲《诗经》。”贺先生拿毛巾擦了擦脸，“你跟我一块儿去？去看看那个塌了的墙。”
晨光点了点头，喝了一口粥。粥很烫，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他蹲在院子里，看着贺先生收拾刮胡子的工具，看他拿毛巾把剃刀擦干，把肥皂盒合上，站起来的时候腰直了一下又缓了缓，才完全站直。
贺先生转过身来，脸上干干净净的，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晨光这才发现他左耳后面有一小片皮肤是白的，比周围的肤色浅了一号，像是晒伤了褪皮之后新长出来的。贺先生注意到他的目光，抬手摸了摸那片白皮肤：“晒的，上个月修墙那几天太阳大，后来脱了一层皮，就这样了。”
晨光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了。他站起来，把碗拿回灶房洗了，出来的时候贺先生已经背上了一只布书包，站在院门口等他。书包带子斜挎在身上，从肩膀横到腰侧，包里鼓鼓囊囊的，大概是书和讲义。
“走吧。”贺先生说。
他们并肩走过那条窄窄的巷子，经过大榕树，经过石桥，走上一条稍宽一些的土路。路上的人多起来了，有人挑着菜担子，有人骑着自行车，铃声叮叮当当地响。贺先生走在前面半步，步子不快，但节奏稳当。晨光跟在他侧后方，看见他灰布短褂的下摆被风吹得轻轻扬起来，露出里面衬衣的一角，白底细蓝条的，洗得薄了，透出下面腰背的轮廓。
学校在土路的尽头，一扇铁栅栏门半开着，门柱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宁城第三初级中学”几个字，黑漆描的，有些笔画已经褪了色。院子里有几排平房，教室的窗户开着，传出来学生念书的声音，嗡嗡的，像一窝蜜蜂在远处飞。
贺先生带着晨光绕到教学楼后面。后墙果然有一截是新砌的，砖的颜色比旁边的旧墙深一些，水泥勾缝的纹路也新鲜，一条条整整齐齐的。墙根底下还堆着几块没用完的砖头，压着一张草帘子。
“就这儿。”贺先生指了指那截新墙，“上回下暴雨，哗地一下就塌了，半面墙倒在操场上，幸好是晚上，没砸到人。”
晨光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墙根。新砖和旧砖接缝的地方抹了一层水泥，抹得不算平整，有几道手指抹过的痕迹，大概是贺先生或者哪个校工随手抹的。他伸手摸了摸那些痕迹，水泥已经干透了，硬邦邦的。
“您搬了多大的石头？”晨光站起来问。
贺先生想了想，比划了一下。“大概这么大，”他两手张开，圈出一个差不多两尺宽的轮廓，“扁的，不厚，就是沉。搬第二块的时候腰就——嘶——”他话没说完就停住了，是因为晨光的眼神。晨光的眼神很平，但平得有点过分了，像一面没风的池塘，水底的东西一眼就能望到底。
贺先生笑了一下，把手放下来。“不搬了，说了不搬了。”
预备铃响了，尖利的声音从教学楼那边传过来，把远处念书的声音盖了下去。贺先生抬脚往教室方向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你在院子里转转，别走远，我下了课带你去镇上吃饭。”
晨光看着贺先生走进教室。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从缝里能看见他站在讲台上，把布书包放在桌角，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学生的声音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贺先生的声音响起来，不高，但清清楚楚的，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门缝里透出来。
晨光没有在院子里转。他在那截新砌的墙根底下坐下来，背靠着墙，砖面凉凉的，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那股凉意渗进来。天还是阴的，但没有下雨的意思，风小了一些，空气中那种湿漉漉的感觉淡了，只剩下干爽的泥土味。
他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那把随身带的小刀。刀柄是牛角的，磨得光滑滑的，刀刃上有一道浅浅的缺口。他拿刀尖在新墙和旧墙接缝的水泥上，轻轻划了一道痕。
很浅。浅到他自己隔了三步远可能就看不出来了。
但他知道它在那儿。
就像贺先生窗角那道痕旁边写的“不急”。字不见了，痕还在。有些东西刻在木头里，有些东西刻在别的地方，不一定看得见，但你知道它在那儿。
他收起小刀，靠着墙，把眼睛闭上了。教室里的读书声隔着墙传过来，闷闷的，像从水底下浮上来的气泡，一个一个地冒出来，破了，又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