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红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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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红榜(第1/2页)
    报志愿那几天，家里来过三拨人。
    第一拨是班主任张老师。他骑着自行车跑三十里，进院门的时候后背全湿了。他把志愿草表摊在八仙桌上，手指头点着第一栏：“北大。文科全省前三的分数，不报北大，天理不容。“
    “张老师，我报东江大学，经济系。“
    张老师以为自己听岔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东大？爱民，东大是好学校，可你报的是经济系——那系去年才建的，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你的分数，北大历史、人大新闻，随便挑。“
    “正因为新。“陶爱民给他倒水，“新开的系，用的是最新翻译的教材，教课的老师也是全省新调来的。学新东西，我宁可去新的地方。“
    这套话他在心里过了三遍。说得有理有据，句句是一个十八岁优等生说得出口的理由。至于真正的理由——他要留在江东，他有三十三年的账要在这个省里算——这个，他谁也没说。有些话，说早了不是路，是话柄。
    第二拨是校长。校长没进院，在校门口碰见了从厂里回来的陶援朝，两人蹲在门口说了一个钟头。校长说全省第三出在他手里，是他一辈子的招牌；说北大的门牌一挂，子孙三代都硬气。父亲从头到尾没接几句话，末了只回了一句：“娃自己的事，娃自己定。“校长走的时候，冲屋里喊了一嗓子：“老陶，你儿子有主意，你享福在后头。“
    第三拨是父亲。
    那天晚饭后，父亲在院里磨镰刀，磨了半个钟头，忽然开口：“为啥不去北京？“
    陶爱民把水盆放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
    “爸，我学的是经济。“他说，“北京不缺我一个。江东穷，江东缺。我留在江东，离家近，妈有个头疼脑热，我一天就到了。“
    磨刀石停了。父亲低着头，看那把刃口发亮的镰刀，看了很久，重新蘸了水，又磨起来。
    再没提这事。
    七月二十六，出分。
    那天晌午热得狗都趴在阴沟里吐舌头。下午三点多，张老师的自行车铃在巷口就响成了一串。他人没进院，声音先进来：“老陶——六百八十七——爱民，六百八十七，全省文科，第三——“
    车都没支稳，人先蹿进了门。分数条是从县招办抄回来的，复写纸誊的两份，一份给学校，一份塞进陶爱民手里，另一行小字是单科：语文一百零九，全市单科第一，作文据说在阅卷点被传着看了；数学一百二十。
    满分。
    陶爱民捏着那张纸，看的时间最长的是数学那一行。前世那道丢了负号的大题、丢掉的七分、蹲在院里抽了一夜烟的父亲、信用社那八十块钱的复读贷款——一百二十，一分不差，全找回来了。
    他没出声。母亲在围裙上擦着手，擦了一遍又一遍，忽然转身往灶间跑，说要炒花生，跑两步又回来，把分数条要过去看了一遍，确认“六“字后面跟着的是“百八十七“，又跑了。父亲站在当场，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又蹭了两回，最后憋出一句：“我上我那屋躺会儿。“进屋，半天没动静。
    镇上炸了。
    当天傍晚，有线广播的喇叭念了一遍红旗中学的录取情况，念到“全省第三“四个字，播音员的调门都变了调。第二天一早，红旗中学门口贴出红榜，红纸黑字，围了三层人。镇政府来了干事，厂里来了工会**，供销社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跟买肥皂的顾客把这事讲了整整一天。县报记者骑着自行车来了，要给“全省第三“拍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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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爱民把父母拉到镜头里，自己站在边上，对记者也只说了一句：“老师教得好，家里供得起。“
    门里门外的人都说这孩子稳，出名了都不飘。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是少年老成——是他三十七年里上过的镜、剪过的彩、应付过的场面，比这条街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前世三十九岁他第一次以市长身份面对满堂镜头，说的开场白，也是这七个字的路数。镜头这个东西，他打心眼里敬畏：它给出去的东西，早晚要连本带利收回来。
    李正律的分数也出来了，五百六十一，过重点线九分。全校上线的一共五个人，红榜上两个名字挨着。李正律挤在人堆里看榜，看了半天，回头第一句话是：“你数学一百二？陶爱民，你上回模考数学才九十八。“第二句是：“行，你欠我的那半个西瓜，不要了。“
    那半个西瓜，是九岁那年偷瓜事发之后，李正律掰给他的半块干粮换的说法——他记到今天。
    真正绷不住的，是父亲。
    八月头上，厂里、镇里、亲戚家的恭贺攒成了三桌酒，摆在院子里。厂里车间主任来了，跟父亲一人一句“应该的“，喝了三个满杯。陶援朝平时二两的量，那天被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到了底朝天。人散了，桌歪着，碗筷没人收，他还在院里坐着，红着脸，眼睛发直。
    陶爱民去扶他，被他一把攥住手腕。那只手劲大，攥得他生疼。
    “爱民。“
    “哎。“
    “你爷爷，一辈子最远到过县城。“父亲的舌头大了，可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我，最远到过汉丰。你——“他停了停，像是在脑子里找全省最好的地方，“你往后，是要去大地方的。“
    “去多远的地儿，“陶爱民架着父亲的胳膊，“也是您儿子。“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忽然又正色，凑近了压低声音，跟说什么机密似的：“北大咋不去？啊？是不是家里钱不凑手？爸还能干二十年——“
    “东大好。“陶爱民说，“我留在江东，有账要算。“
    父亲没听懂这句。他也不需要懂。他顺着自己的酒劲往下说，说他十四岁进厂当学徒，一年罚站几百个小时；说师傅传手艺那天讲的“活儿要往骨头里做“；说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一张没扔，都拿报纸包着，压在樟木箱子最底下，“潮天要拿出来晒的“。
    说到一半，他吐了。陶爱民把他的头扶正，拍背，打水，擦脸，折腾到半夜。最后父亲靠在门框上睡着了，一百六十多斤的人，肩膀塌下来，整个人的分量都挂在那个门框上。
    陶爱民架着他往屋里走的时候，忽然停了半步。
    门框。
    三十七年后，另一个老人抱着另一个门框，也是这样，把一辈子的分量都挂了上去。
    他把父亲安顿好，掖了被角，站在屋里看了一会儿。父亲睡着了还在笑，眉眼舒展得像个孩子。前世，这个人七十四岁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的是那枚擦得锃亮的厂牌，和一张他站在**台上的报纸照片。
    这一世，都还来得及。
    他轻手轻脚地出来，带上门。院里月色正好，母亲在灶间刷碗，哗啦，哗啦。他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个作业本，翻到写着账的那一页，就着月光，在“四千二百元“底下，又添了一行小字：
    数学一百二。前世欠的，这一世先还上第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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