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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家信(第1/2页)
一九九二年一月，期末。
系里贴出考试安排，经济系的走廊里一夜之间全是背书声。陶爱民考得省力，功夫都在课外，课上那点东西，他闭着眼能画出框架。
政治经济学那场，最后一道论述题，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他笔顿了顿，把知道的三成写了上去，规定动作，一步不多。阅卷老师想看到的，是课本上的话；课本外的东西，写多了招眼。
成绩出来，年级第二。第一名是二班的方蕾，一个把教材抄了三遍的女生。赵德海替他不平，说你要是全发挥出来第一是谁还不一定。他说，第二挺好，第一要上台领奖，要照相。
收发室的窗口一周开三次。十五号那天，门房老张头隔着一摞报纸喊他：“经济系，陶爱民，两封。“
一封是父亲的。信封用供销社的账纸糊的，邮戳是清河公社。
父亲的字，铅笔写的，一笔一划，像在账本上落数。信不长：
“家里都好。你寄来的钱，我拿四块五配了副老花镜，戴上看账本清楚了。你妈起先说我糟蹋钱，后头见我把今年的账念得顺顺当当，又说这钱花得值。地里麦子浇了冻水，长势不赖。你在学校吃饱，别省。“
陶爱民把信读了两遍，折好，插进床头的搪瓷缸里。
上个月他寄回去二十块，一半是孝敬，一半是想让父亲把家里的账立起来。账立起来了，钱才守得住。父亲这些年跟着他分红，手里有几个钱，没个账，钱是糊涂钱。
另一封是弟弟卫东的。字不是他的，是县农机站会计代笔，写得周正，还带着公文的腔：
“哥：我拖拉机学完了，考证那天倒车一把进库，教练说了不起。镇上修农机的活，我接了三单，一单两块，钱都交给妈了。你在大学好好念，别惦记家。“
两块钱一单。陶爱民算了一下：六块钱，弟弟要在冬天的镇上蹲三个下午，手泡在柴油里。
他没打算在回信里夸卫东。夸多了，人就飘。他只回了一句：修的是柴油机还是汽油机？下次信里说说毛病出在哪。
腊月二十前，同村贩姜的老乡来省城进货，捎来舅舅一句话：问爱民还跑不跑买卖，不跑了也吭个声，舅舅手里压着两万块闲钱，搁着也是搁着。
陶爱民请老乡在学生食堂吃了顿饭，一斤馒头，两份大锅菜。老乡吃得满头汗，一边吃一边说：你舅舅那铺子如今红火，年前光红糖就出了十几箱，腊月里他还在念叨你，说这外甥两年没走岔过一步。
“他真这么说的？“
“当着我的面说的。他还说，“老乡扒了一口馒头，“你要是不跑买卖了，可惜了。“
陶爱民笑笑，给他添了半勺菜。
临走，他只托回去一句话：年后给舅舅去信。
回宿舍，他在小账本最后一页开了个新栏，栏头两个字：可借。底下记了一笔——舅舅，两万，闲钱。
认购证的事，他一个字没往外提。
道理他想得很透：事没落地之前先张嘴，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成了，别人看见的是钱；不成，别人记住的是你这个人不牢靠。买卖没落袋，不说话。
他给家里回了信。写了半页，撕了；再写，又撕了。最后一稿，五行：
“都好。期末考了年级第二名。寒假留校看书，路远，省下路费买书。给妈称了两斤红糖，随包裹寄出，查收。勿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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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够了。多一个字，母亲就要多想一夜。留校这话，他去年说过一回，家里已经惯了。
第二天他去邮局。邮局里排队，前头一个老太太寄一双棉鞋给北方的儿子，填单子的时候手直抖。轮到他，红糖两斤，柜台用牛皮纸包好，麻绳十字捆扎。包裹单上“内装何物“一栏，他一笔一划写：红糖，两斤。
营业员称重、盖戳，把回执从铁窗底下递出来：“给家里寄的？“
“给我妈。“
“孝顺。“营业员说，“这年头，学生娃往家寄东西的，少见。“
他把回执收进贴身口袋，走出邮局。街上响起零星的炮仗，年关近了。
考完最后一门，校园一下子空了。
成绩单是留校的学生代领的。他看了一眼，折起来，收进抽屉。第二名，跟他说的一样：第二挺好，第一要上台领奖，要照相。
腊月二十八，他去系里给程教授拜了个早年。教授家里一屋子书，桌上一盆水仙。程教授问他寒假怎么安排，他说留校看书。教授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几页讲义目录，手抄的，递给他：“开春的论文竞赛，题目我先给你圈了个范围。别误了。“
他接过来，说记下了。出门的时候，教授送到门口，又添了一句：“少花心思在课外那些事上。“他应了一声“好“，没辩解。有些事，做成了再说，比说了再做稳当。
送同学上车的路上，赵德海问他：“过年真不回？“他点头。赵德海又问：“一个人守楼里，不冷清？“
“冷清好。“他说，“冷清的时候，脑子最清楚。“
家信是腊月二十六到的。还是父亲的字，更短：
“钱和红糖都收到。你妈让我写：红糖舍不得吃，锁在柜里，来客了才冲一碗。腊月里杀了年猪，一半卖了，一半腌上。卫东交的六块钱，你妈缝在他枕头里，说给他将来娶媳妇。家里勿念。“
信封里另有个小布包，针脚缝死的。他拆开——一双棉鞋垫，千层底。
白布包边，针脚密，一针挨着一针，纳底的红线在脚心处盘了个小小的疙瘩。是母亲的手艺。他记得这双手，一到冬天就裂口子，裂了，缠一圈胶布，接着纳。
宿舍里就他一个人。楼道的水管冻上了，走廊尽头的窗玻璃破了一块，风灌进来，呜呜的。楼管孙大爷查夜，看见他屋里亮灯，隔着门喊了一句：“小陶，炉子封好再睡。“
他应了一声。
他把鞋垫托在手里掂了掂。很轻，压手。
母亲不识几个字，这双鞋垫就是她的信。一针一针，纳了不知道多少个晚上。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煤油灯底下，母亲纳鞋底，他趴在桌上看账本样的小人书，谁也不说话，就听见麻绳勒过千层底的吱吱声。
他脱了棉鞋，把鞋垫垫进去，抚平，重新穿上，系紧鞋带，在水泥地上来回走了两趟。
脚底下是实的。
他坐回桌前，把台灯拧亮，摊开账本。账本第一页，四千二百块的旧数字还在。他翻到最新一页，笔尖悬了一下，落下去，写：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
写完，他低头看了看床前的棉鞋。
外面的炮仗声密起来了，一阵接一阵。他把账本合上，塞回褥子底下，脱衣，熄灯。
黑暗里，他把脚往被窝深处收了收。
鞋垫在床前的棉鞋里，明早还要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