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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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章：电报(第1/2页)
    十一月，两趟。
    第一趟，十一月十号，还是临江线。情形和陶爱民账本上预料的一样——临江地面的价钱抬起来了。不是他要抬，是别人替他抬的。
    储蓄所门口，原先开七九折的散客，如今开口就是八零。他听了半天听明白了：有几个生面孔，学他的样子收券，价钱开得比他还高一折。票贩子不傻，见他一个学生伢能连收两个礼拜，就有人跟着学。
    他没争。价钱抬到七九他收，抬到八零他也收——但每收一笔，他心里那本账就往“临江线到此为止“的方向写一行。一条路的利，是走的人多了走没的；抢着抬价，是把路走死最快的方式。他不再加价，收多少算多少，两个星期收进面值八千九百块，付出六千九百四十二块，七十八折。
    上海出手，八千六百四十六块三毛五。刨去车饭钱四十五，这一趟净落一千六百五十九块三毛五。账上八千六百六十一块一毛。
    回来的车上他就想定了：临江线，一年为期，就此打住。他不在一条瘦下去的路上跟人挤。
    第二趟，十一月二十四号，合肥。
    出发前一天，他去了趟邮局，拍一封电报。电报按字算钱，三分五一字。他拟了很久，删得只剩八个字：
    要货。两天。老价。
    宋头回电也是八个字，第二天中午到的：
    要来。价涨一点。勿怪。
    涨一点。到了合肥才知道，上海下来的大户多了两个，都盯着柜台这块肉，宋头的货不愁卖，七二已经是给他的老脸。
    “七三。“宋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就说了一个数，“一万个点子，我一天能收五千面值的号。别人出七二，我给你七三，看的是你来过两回，钱干净，话算数。“
    陶爱民没有还价。
    他蹲下来，跟宋头平视，说了一句话：“七三，可以。但我也有一个条件——从下个月起，上海那边的行情，我每十天给您拍一封电报。牌价多少，哪家门市收得高，哪个年份的货走得快，八个字以内，我给您写到明白。“
    宋头眯起眼：“你要换我什么？“
    “不换什么。“陶爱民说，“您拿到行情，收货的年份就能挑着收，出手就能赶着卖，一天两千面值的号，一个点就是一个点。我多付的一个点，买的是您别断我的货。您拿到行情多挣的点，是您自己的眼力钱。各挣各的，谁也不欠谁。“
    宋头抽了半根烟，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了：“成。“
    当面点货：两天，面值一万一千七百块，七三折，付出八千五百四十一块。夜车上海，出手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六块五毛五。车饭钱六十三。这一趟，净落两千七百六十二块五毛五。
    账上，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块六毛五。
    四千二百块起步，不到半年，翻了快两倍半。这个数放在账本上，不吵不响，可陶爱民知道它的分量——前世他签过的一纸批文，动辄就是以这个数的千倍万倍计。那时候数字是印在纸上的，如今这些数，是他一趟车一趟车、一个点一个点抠回来的。
    十二月上旬，还出了一桩小事。
    辅导员方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倒了杯水，绕了两个弯，问到正题：“有任课老师反映，你周六下午总是第一个走，周一早自习来得最晚，身上一股火车上的烟味。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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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问得有水平——不是查岗，是给台阶。陶爱民接台阶，但不接错：“老师，我舅在汉丰做农机修理，我周末过去帮工，搭夜车来回，不耽误课。家里确实紧，我在想办法。“
    前一半是真话，后一半也是真话。他没有一个字撒谎，也没有一个字多给——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撒谎，是底色；全托出，是蠢。方老师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末了说：“一等助学金批下来了，每月十九块五。另外，图书馆勤工俭学有个名额，整理报刊，一个月八块，我给你报了名。“
    “谢谢老师。“他说。勤工俭学整理报刊——他心里动了一下。这个活，跟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合订本，只隔一道门。
    十二月头上，学校收发室的信箱里，他收到一封家信。信是父亲托人代笔的，字歪歪扭扭，统共五行：家里都好；猪圈空着，开春再抓猪崽；你舅捎话，问你可缺棉裤；村东头通了电，你妈把电灯拉到了堂屋，比煤油亮；勿念。
    信封里没有夹钱。他知道，是母亲想夹，父亲不让——儿子在外面挣钱了，家里不能再给他添一分钱的口实。他把信读了三遍，折好，夹进账本，就夹在写着“四千二百“的那一页。
    十二月八号，他又跑了一趟临江。这一趟，是他十一趟里挣得最少的一趟——市面上的价被他起的头抬到了八一折，他只收进面值七千块，付出五千六百七十，上海出手六千八百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净落一千零八十五块五。
    利薄了，路窄了，跟在他测算里一分不差。
    回程的夜车上，他靠着车窗，把账本摊在膝盖上。车厢昏黄，对面的工人啃着烧鸡，酒气熏人。他写下十二月的累计——一万二千五百零九块一毛五——然后笔尖悬着，停了很久。
    窗外黑黢黢的原野上，偶尔闪过一两点灯火。他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一件小事：有一晚他从储蓄所门口收完券回学校，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人。他拐进一家国营饭店，在亮堂堂的大堂里坐了一刻钟，喝了一碗汤。再出来，那个人没了。
    也许是错觉。也许不是。
    他把现金的习惯改了。原来两千块缝在棉毛裤腰里，如今拆成三处：贴身一处，鞋垫底下一处，账本夹层里压着两张五十的——那是“丢得起的钱“，真有人下手，第一处给出去，还有两处能保他回到家。夜里上车，他不坐靠窗，专挑离列车员室近的过道座，行李搁在上铺，绳子在手腕上绕一圈。这些事前世用不着他操心——前世走到哪儿，自然有人把一切安排好；如今没人给他安排，他就自己给自己当警卫员。
    前世在台上，他听过一句牢骚话，是位老公安说的：钱这东西，放在明处是数字，放在暗处是祸。那时他点头，如今他懂了——账本上的一万二千五百块，是数字；棉毛裤腰里的那一沓，是祸。让数字归数字，让祸离身子越远越好，这是他给自己上的第一堂课，比政治经济学要紧。
    他在账本上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像写给自己的：
    钱一过万，就不是钱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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