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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下午，天气晴。
周纪言的空间里腾出一块空地，码着四个木箱。
箱子是他重新买的，崭新的松木箱，没有标识，他用了一整个上午把药品分装进去，又在每个箱子的箱盖上用毛笔写了一个“药”字。
磺胺瓶用干草裹好，一层一层码在箱子里，每层之间垫着草纸，瓶子晃不动。
四箱，一共两百人份。这是他第一次走这条渠道，不敢多给，先试一试。
周纪言想过自己乔装打扮，去医院用空间投药，但是他不知道柴房里有没有人看管，如果箱子凭空出现吓到了人就不好了。
他在码头附近找了一个年轻的搬运工，二十出头，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补了几个补丁的粗布短褂，正蹲在路边等活。
周纪言走过去的时候，搬运工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
头上一顶灰色帽子，戴眼镜，嘴上罩着棉口罩，不管是一打眼还是仔细看，都看不清楚脸。
身上穿着夹棉长衫，下头是棉布裤子和布鞋。不像有钱人，但也不像穷人。
“我这有趟活。”周纪言对他招手，“送几箱东西到广慈医院的后门柴房。”
“是哪种东西，重吗？”
“不重，是几箱子玻璃瓶装的药，运起来要小心。”
搬运工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周纪言从裤袋里掏出两块钱法币，递过去。
“这是运费，货在街角那边，你推个板车过来装。”
两块钱不算少了，陈良雇人去清理仓库，一打扫就是半天，也只给三块钱。
搬运工接了钱，在手里摩挲了几下，塞进裤腰里。
他跑去街角推了一辆板车过来，板车的木轮子有些歪了，推起来吱呀吱呀地响。
周纪言趁他去推板车的时候，从空间里把四个木箱取出来，码在路边。
搬运工把箱子搬上板车，用麻绳仔细捆了几道，抬头看周纪言。
“我知道广慈的路，先生要一起来吗？”
周纪言摇摇头：“你自己去就是。”
“那先生留个名字吧。”
周纪言默了一下：“雷锋，雷鸣的雷，刀锋的锋。”
搬运工不认字，只能记得读音，他在心里过了一遍名字，便推着板车走了。
走到一条巷子尽头，向左拐，又是一条更窄的巷子，尽头是一扇灰色的木门，门板上用黑漆写着“广慈医院后门”几个字，漆皮已经剥落了大半。
搬运工在门口停下来。门没有锁，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天光。
他把板车靠在墙边，搬起木箱一箱一箱地送进去。
巷子里的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大概是医院里飘出来的。
最后一箱搬进去的时候，门里多了一个人。
一个穿白色修女服的女人站在柴房门口，五十来岁，黑头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瘦削的脸。
她的眼睛很深，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嘴唇抿着，看不出什么表情。
她看着搬运工把木箱搬进柴房，没有说话，来捐献的人很多不愿意留名字，她也知道不问。
搬运工放好箱子，从柴房里出来，朝修女点了点头，正要推着板车走，又回过头说一句：“这些是一位叫雷锋的人送来的，雷鸣的雷，刀锋的锋。”
板车的木轮子吱呀吱呀地响，声音在巷子里回荡了几下，渐渐远了。
修女仍然没有说话，只转身走进柴房，把门关好。
她打开一个木箱，把干草拨开，露出下面一排棕色玻璃瓶，瓶身上的标签全被撕了，只有一瓶上贴了一张手写标签。
拿起一瓶凑到窗口的余光里看，标签上两个华夏字，是磺胺。
一瓶里装着标准的十克白色粉末，这是外伤用的，直接洒在伤口上。
彼时美军的医疗包会配备五克的小包装，一包可以处理两三次不算太深的伤口。
这并非是美军抠门，磺胺的用量其实是很少的，因为用多了有毒。
过多的磺胺会从创面渗入血液，引发药物中毒，对肝、肾造成影响，还会有头晕呕吐的症状，因此不像青霉素——也就是盘尼西林——一样那么珍贵。
没有打仗的时候，药房里也会售卖这种十克装的磺胺粉，作为百姓家里应急使用。
修女又打开剩下三箱，全是一模一样的棕色瓶子，整整齐齐，包装完好，没有一瓶破损。
她在地上蹲了一会儿，把那瓶磺胺放回箱子里，盖上盖子。
起身拿出登记簿记了一笔：四箱，磺胺，数量约两百人份。捐赠人：雷锋。
写完，她把登记簿合上，塞进柴房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布袋里。
前头走廊里有人在喊她：“陆修女，三号床的病人又发烧了。”
她应了一声，快步往病房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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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纪言的便服和简言需要做出区别。
周纪言换了一件立领衬衫，下面是利落的马裤和皮靴，外头套一件张扬的皮衣，又戴了一副的“飞行员式”细框墨镜。
他现在的衣柜已经丰富多彩，一半是去外头买回来或者裁缝店做的，一半是系统刷新的。
周纪言沿着人行道往东山药房的方向走。
东山药房在宏口一条不起眼的街上，招牌是红漆描的“东山药房”四个字。
他推门进去，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伙计，招呼他要买什么。
周纪言靠在柜台上，说一句：“我要买‘贵’的药。”
伙计得了王老板吩咐，闻言马上微微欠身，侧身撩开门帘，引他穿过药房后门。
后院铺着青石板，伙计带他走到靠里的一间厢房门口，敲了两下，推开门，侧身让他进去。
厢房不大，窗户用厚布帘遮得严严实实，一盏台灯搁在八仙桌上。
王老板已经坐在里面了，穿一件黑色绸衫，看见周纪言进来，站起来鞠了一躬。
“藤原中佐，辛苦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周纪言没说话，在他对面坐下来。门在身后关上了，伙计的脚步声从走廊里远去，院子里安静下来。
王老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
布包是深蓝色的棉布，扎着口，鼓鼓囊囊的。
他解开扎口的麻绳，把布包打开，推到周纪言面前。
台灯的光照在布包上，几根小黄鱼整整齐齐地码着，金子的光泽在灯光下不刺眼，沉甸甸的。
“八根。”王老板比了个八的手势，“买家是香江的洋行，那边给的是港纸，我去黑市换成了小黄鱼，没留一张票据。”
周纪言伸出手，把布包手里掂了掂。一条小黄鱼是一两重，民国仍按照一斤16两算，一两31.25克，八根有半斤，压在手里实实在在的。
“账目呢？”他用的是华夏语，说话的时候会故意顿一下。
“干干净净。货出了手，单子就烧了，绝对查不到您头上。”
王老板端起桌上的茶壶，给周纪言倒了一杯茶。
“中佐，以后有这种货，还找我。”他双手把茶杯递过来，语气里带着试探。
周纪言接过茶杯，没有喝，放在桌上。“看情况吧。”
王老板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一条缝，朝外面看了一眼，然后侧身让开。
周纪言走出厢房，穿过院子从药房后门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