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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发出后的第三周，一件赵振国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事，悄然发生了。
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风声走漏。高院的一纸通知，无声无息地抵达了全国三十多所政法高校。
那是一份简短到近乎神秘的通知，却又不只是一份通知。
里面只写着：抽调大四优秀法律学生，参加一项“特殊社会实践”。至于具体内容、时间、地点，一概未提。被选中的学生只知道收拾行李，到京城集合。
报到那天，两百多名学生坐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有人交头接耳，言语间尽是猜测；有人低头翻着随身带的法条书，眉头微蹙；也有人什么也不做，只是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看云慢慢飘过去。
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选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既忐忑又兴奋的安静。
主席台上只坐着几个人。最中间的那个，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旧眼镜，镜片后是一双沉静的眼睛。
赵振国如果在场，一定能认出他来。
张思之。
他站起来，走到话筒前，步子不快不慢。会议室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渐渐熄了。
“我叫张思之，是这次活动的召集人。”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像敲在每个人心口上，“同学们，你们被选来，不是来听我讲课的，而是来干活的。”
他身后的幕布上“唰”地打出一张地图。那是龙国的版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红色的圆点，像一片星群。那些圆点，遍布全国三十多个省份。
那是死刑复核集中地的标记。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风声。
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幕布轻轻晃动，那些红点也跟着晃，像是在呼吸。
“你们的任务，”张思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水泥地上，扎扎实实，“是分赴各地，逐案审核所有上报的死刑案件，同时对当地法律工作者进行业务培训。”
台下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倒吸一口凉气。
有人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笔，有人转过头跟旁边的同学对视了一眼，眼睛里全是惊愕。
这么大的事情，靠他们这些还没毕业的学生，能行吗？
一周前，也有人问过张思之这个问题。
张思之当时说：“我们基层的法律工作者，素质有限，这批学生，就是火种。教员曾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他们可以的……而且，还有我们这些人带队！”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火种”两个字咬得很重。
领导重重地点了点头，缺人手，不是退缩的理由，这些娃娃，就先提前上岗吧！
张思之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镜腿架在耳朵上时微微顿了一下。
他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声音沉下来：
“记住，你们审的不是卷宗，是人的命。每一份证据、每一句话、每一个签名，都要当回事。如果错了，就是人命关天。”
没有人说话。会议室里静得像深冬的湖面。
学生们被分成三十多个小组，每组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带队老师，在京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后，奔赴祖国的天南海北。
他们的目的地不同，任务相同：复核死刑案件，审查每一份证据，核实每一个细节。
临行前，张思之把各组的组长叫到一起，说了最后一句话。
“到了地方，不仅要复核死刑案件，还要根据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记录法律条文是否存在可以修改完善的地方。”
他挨个看了那些组长一眼，目光平静而坚定，像在交托一件沉甸甸的东西。“去吧。有事，给我打电话，拍电报！”
——
赵振国是在一个多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那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电话响了，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
“振国，”崔明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一股压不住的喜气，“赖毛的案子，发回重审了。”
赵振国手里的文件停在半空，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什么？”
崔明义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里有一点颤。
“发回重审。死刑复核巡视组的批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赖毛有救了。”
赵振国握着话筒，手有些发抖。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
“没骗我？”
“我骗你干什么？”崔明义的声音也有些不稳，像是也在用力压着情绪，“法院的人刚跟我说的。卷宗已经发回来了，重新审理。赖毛不用死了。”
赵振国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慢，像是把憋了一个多月的东西全吐了出来。
他想起了那天晚上，赖毛娘跪在他面前的样子，水泥地冰凉，她的膝盖磕在地上时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想起了赖毛在劳改所里那张瘦得脱了形的脸，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想起了崔明义帮他借卷宗时的犹豫和递给他时的决然。想起了张思之翻完卷宗后铁青的脸色，一言不发地摘下眼镜，擦了又擦。想起了陈小川写完报道后累得趴在桌上的样子，胳膊底下压着的稿纸还带着墨水的潮气。想起了王克定说的那句话：“你去做，出了事，我兜着。”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哑。“崔主任，谢谢你。”
崔明义说：“还喊我主任呢？早没主任这个职位了，再说了，你谢我干什么？事儿又不是我办的。我就是借花献佛……当个报喜鸟而已。”
赵振国点点头，虽然对方看不见。“那也是你帮的忙。”
崔明义笑了，笑声终于畅快了些。“行了，别说这些了。赖毛要是能出来，我请他喝酒。”
赵振国也笑了。“好。到时候一起。”
挂了电话，赵振国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天空，云很淡，天很高。
——
那些被派往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复核了上千件死刑案件。
他们发现了无数的问题：证据不足的，程序违法的，量刑畸重的，还有纯粹是冤案的。每一件都像一块石头，压在卷宗底下，终于被人翻了出来。
那些材料，一份一份，从全国各地寄回京城，堆在张思之和他的同事们的办公桌上，像一座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