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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壁又去了几家作坊。在一家织布坊里，他看见十几个女工坐在织机前，手脚不停地忙碌着，梭子在纱线间来回穿梭。
屋里的光线不太亮，空气里飘浮着细小的棉絮，像一层薄薄的纱。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打扰，继续往前走。
最后他路过一家铁匠铺，门口炉火烧得正旺，几个工人正在打制农具。
他停了一下，炉火映在他脸上，他看见那些工人汗流浃背，轮流抡锤，像是整条街巷的心跳都沿着那根被反复烧红的铁坯，传向更深处的门廊和墙根。
他看了很久，才转身往回走。那天晚上他回到宫里，在灯下坐了很久，像是在把白天看到的那些画面，一张一张对齐，拼成一幅完整的轮廓。
五天后，朱和壁又去了一趟宁寿宫。
朱兴明问他：“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
朱和壁说：“儿臣觉得，作坊里的百姓，比儿臣想象中辛苦。他们干活的时间长，挣的钱也不算多。可他们愿意干，因为比种地挣得多。”
朱兴明点了点头：“你说到点子上了。作坊能留住人，是因为它能给人比种地更多的盼头。可你要记住，光有盼头不够。还得有规矩。”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作坊不能压榨工人。每日做工时长、工钱多少，朝廷要有个大概的规矩。第二，作坊的产品质量不能太差。不然以次充好，坏了名声，最后谁都不信。第三，作坊之间的纠纷，朝廷要有人管。”
朱和壁一一记下，说：“儿臣明白了。”
朱兴明又说：“还有，作坊多了，需要的人手就多了。那些从乡下来的年轻人，不能光干活不识字。朝廷可以鼓励作坊办夜校，让工人收工后学几个字、算几笔账。他们识字多了，做事也不容易出错。”
朱和壁说：“父皇，这个主意好。”朱兴明说：“好就去做。”
朱和壁告辞时，朱兴明又叫住他：“还有一件事。作坊的东家赚了钱，就让他们扩大作坊，多雇人手。作坊越大，成本越低，东西越便宜，百姓也能用上更便宜的东西。这叫‘规模之利’。你让工部的人去跟作坊主们聊聊，告诉他们这个道理。”
朱和壁应了一声，转身走出院子。他走的时候，廊下的风比来时大了些，吹动墙角的草叶和树影，像是有什么正在翻动。
工部拟了一份关于手工作坊的管理章程。章程不长，内容主要包括几条：作坊每日工时不得超过十个时辰，儿童不得雇佣，每月至少休息两天，工钱须按时发放。
此外还规定作坊的产品要标明产地和字号，以便追溯责任。这份章程先在京城试行，再根据反馈情况逐步推广到各地。
消息传开后，作坊主们反应不一。有人拍手称快，说有了规矩，大家都好做生意，免得那些胡乱压价、拖欠工钱的人坏了名声；
有人忧心忡忡，担心增加了成本，生意更难做了；有人觉得这不过是朝廷又一道征税的幌子。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遵守。朱兴明对朱和壁说：“规矩立起来，有人会觉得不方便。可没有规矩，迟早会出乱子。”
朱和壁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转眼到了年底，户部统计了试行后的作坊数量与工人规模，发现新增作坊二百余家，吸纳劳动力近万人。这些作坊大多分布在京城周边和几个主要商道沿线，逐渐形成了一条条细密的经济脉络。那些脉络像是正在被不断延伸的砖缝和瓦线，在冬日的薄雾里安静地延伸着。
京城东郊的周记布坊，是这段时间发展得最快的一家。
东家姓周，叫周德厚，原是种地的，后来在街上摆过布摊，攒了些本钱后租了一间院子，买了五台织机，雇了十几个织工，开起了布坊。
周德厚为人实在，布料做工细致，从不缺斤短两，对工人们也大方。他听说了工部的新章程后，觉得是个机会，便主动给工人们涨了工钱，又把工时从十二个时辰缩短到了十个时辰。
工人们干活更有劲了，布坊的产量比从前还高了不少。到了年底，他已经有了三十台织机，雇了六十多个工人，成了京城周边数一数二的布坊。
冬天某天傍晚，周德厚坐在布坊账房算账，算盘在灯下拨得噼啪响。他把那一年的账目拢了拢，发现净利润比去年翻了一番。
他合上账本，没有急着休息，而是走到工棚里转了一圈，看工人们都歇下了，才回到自己那间小屋。他在屋里站了一会儿，把账本放回木匣子里，想着开春后要再进一批新织机。
他听见窗外风吹过工棚屋顶的声音，像是这片布坊的呼吸声，正被夜风一遍遍翻动，露出底下尚未缝拢的经纬。
与此同时，铁器行业也在悄悄扩张。张记铁铺的东家张铁柱，原是给大户人家打农具的铁匠，手艺好，打的镰刀、锄头经久耐用，附近几个村子都找他。
后来他雇了两个徒弟，又租了旁边一间空屋做仓库。生意越来越好，他干脆从乡下招了五个人，教他们打铁手艺，正式成立了张记铁铺。
张铁柱原本大字不识几个，账目都靠自己记，可今年他雇了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来帮忙记账理货，还专门抽空跟那人学认字。
他蹲在铺子门口，在门板上用粉笔练习写自己的名字时，手指有些僵硬，笔画写得歪歪扭扭，可那几道歪斜的轮廓终究留在了门板的一角，像是一道新刻的暗记。
他练了几天后，搓着手说：“还真得认几个字，不然连账都看不明白。”
他把写着“张记”的粉笔字擦了又写，最终留下了一版自己勉强认可的写法。第二年开春，他决定再扩一间新铺面，专门打制马车配件。
京城周边几家规模较大的作坊开始办起了夜校。周记布坊最先响应，在工棚旁边收拾出一间空屋子，摆了几条长凳，请了一位落第秀才来教工人们认字、算账。起初只有七八个人去听，后来渐渐多起来，每晚都有二十多人。木器作坊和铁匠铺也陆续效仿。
夜校的课程很简单，先教常用字，再教简单的加减乘除。一个三十多岁的织工在夜校学了三个月后，已经能自己记账了。
他高兴地对工友说：“以后不用求人帮忙看工钱条了，自己就能算。”他把那本记满了字的本子翻给他们看，纸页已经被翻得有些卷了，但每一笔字都写得端正，像是他用了一整个春天，才把自己稳稳地摆进了那一行行尚未填满的空格之间。
朱和壁又一次微服出城。这次他去了周记布坊，看见工棚旁边多了一间夜校的屋子，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几个粉笔字：“人之初，性本善。”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打扰。他沿着作坊区走了一圈，发现路边的店铺又多了几家，几家茶馆和饭馆门前都坐着歇脚的工人，有人在吃面，有人在喝茶，也有人正蹲在路边用树枝算着当天的工钱。
他回到宫里，在当天的起居注里写了一段话：“工坊林立，百姓有活干、有饭吃、有书读，此乃前所未有之景象。然生机之中，亦有隐忧。如何使作坊有序发展，使工人不被盘剥，使东家不被苛税所困，仍需细细斟酌。”
他放下笔，吹干墨迹，把起居注合上。窗外有风吹过宫墙，像是有许多东西，正借着风势，从远处那道已经落笔的注脚旁，慢慢地、稳稳地涌过来。
朱兴明后来看到那段起居注，没有加批注，只是把它看了两遍，又放回原处。他像是知道那些字句会在某个需要的时候被重新翻开，又像是知道那段笔记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那些正在涌来的东西，需要被稳妥地接住。
江南。苏州城外，运河沿岸，一排排作坊沿着水道延伸出去，比京城的作坊更密集、更有条理。
江南自古富庶，百姓手中余钱多，对日用品的需求也更大，布坊、染坊、纸坊、油坊、酒坊、磨坊，应有尽有。
那些临河的作坊大多在屋后设了简易码头，原料从水路运来，成品从水路运走，省去了不少陆运的周转和损耗。
苏州知府赵文远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做事细致，不喜张扬。他早在永和二十五年就开始鼓励民间兴办作坊，还在城郊划了一片地，专门安置从乡下来的作坊主，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租不到合适的地方而放弃营生。
他还派师爷定期走访各作坊，登记用工数量和产量，心里大致有数。当京城的工部章程下发到苏州府时，赵文远看了一遍后，把其中的几条规定与本地实际情况做了一番对照，很快便拟了一份苏州府的补充细则。
细则中规定苏州府的作坊夜间不得开工，以防扰民；作坊的废水要经过沉淀才能排入运河，以免污染水源。
消息传开后，几家染坊的东家起初不太情愿，因为染布需要大量用水，他们习惯直接把废水排进河里。
可赵文远没有退让，说如果不照办就关门整改。那几家染坊的东家算了算成本，觉得改排沉淀池虽然要花一笔钱，可比起关门停业，还是划算的。
他们陆续建了沉淀池，雇了专人清理池底的废渣。运河的水质没有明显变差，附近居民也没有再抱怨水变臭了。赵文远偶尔路过一家染坊时，会放慢脚步，朝那间新砌的沉淀池看一眼，见滤出的水流比前几个月清了些，便没有停下。
他沿着河岸继续走，像是在用沿岸那些正在变清的河段，默默清点自己埋下的那些细则是否都按期限亮了底。
到了冬天，苏州府的作坊数量已经比年初增加了一倍有余，新开的布坊、织坊、染坊沿运河两岸铺展开来，傍晚时分灯火点点，在河面上映出一串串细碎的光影。
有路过的商人感叹说，苏州的夜比以前热闹多了。那些灯火顺着水面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桥洞，像是一条被放慢了流速的光的线索，把两岸新砌的屋檐和晾晒的布匹一并与河水织在一起。
作坊多了，利益纠纷也跟着来了。京城东郊的两家木器作坊因为木材采购的事起了争执。
一家姓刘的作坊主说另一家姓陈的作坊主抢了他先定好的木材，两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顺天府。
顺天府尹周德安把两家叫来问话，问清了来龙去脉后，判定刘家先定货在先，陈家需要赔付刘家一部分损失。两家虽然心里都不太服气，但也没有再闹，各自散了。
周德安把这件事写成一份简要报告，送到工部备案，并加了一句话：“作坊日多，利益相争在所难免。若无明确规则，仅凭府衙临时裁决，恐难服众。”
周远清看了报告后，召集户部、工部官员商议，最终决定在各地设立“商事调解处”，专门处理作坊之间的纠纷。
调解处由地方官府派人主持，另邀请几位在当地有威望的商人和作坊主参与，共同商议裁决办法。裁决结果虽然不是正式的判令，但在当地坊间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商事调解处的招牌陆续在各地挂了起来，像是一道道刚刚落定的界桩，为新长出的那些枝杈划定各自伸展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