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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淳于越的话,始皇并未反驳,而是平静问道:“淳于卿认为儒家绝不可能出现此等无胆无耻之徒?”
始皇的话让淳于越心中生疑:陛下莫非知晓些什么?难道儒家最近出了啥他不知道的事?
虽心有疑问,但此事关乎儒家的名誉,淳于越还是斩钉截铁道:“绝无可能,儒家自被夫子成立以来,一直谨遵夫子教诲,凡儒家弟子,不仅要修君子之道,遵法守礼,更要习六艺,万不可能如这书册中人!”
如今的儒家跟怂国的儒家不是一回事,虽《论语》是调侃之说,但现在的儒家弟子确实勇武,不缺血性气节。
可这书册里的怂国君臣,又无胆又无耻,毫无君子德行,咋可能是他们儒家弟子?
淳于越又道:“此书册实在污蔑儒家,若书册传行天下,必将毁损儒家名誉,还请陛下改之!”
但始皇就是故意要这么干,又怎么可能改?
虽说赵宋变成那样不全是儒家的问题,但儒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谁让儒家是当时显学,赵宋君臣都在学习。
既然接受了一家独大的好处,自然在出了问题时,也得担责,想只要好处而不担责,怎么可能?
尽管现在的儒家还没变成赵宋时那副模样(赵宋时的儒家也有优点,关键更在于人,但说儒家一点问题没有,那肯定不对),但始皇不想给儒家机会再变成那样。
始皇故意在书册里保留赵宋科举是主要考儒家经典,赵宋时读书人都习读儒家经典,正是为了让大秦从上到下警惕儒家,削弱儒家的民众基础,减少其变成后世儒家的可能。
至于在淳于越等儒生看来,书册里的内容污蔑摸黑了儒家,损害了儒家的名誉,始皇不太在意,牺牲儒家的前途能让大秦更好,当然是选后者。
说实话,始皇也没把儒家咋放心上,后世的儒家是势大,但在大秦这,还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这时代也就百家诸子中的佼佼者,还不是被天下读书人共尊的“大成至圣先师”。
以始皇当前在天下间的威望,就算发动“焚书坑儒”,还是真坑儒那种,也不会掀起太大风浪,甚至要是操作得好,还会让天下百姓觉得陛下坑得好啊,那帮儒生就该被坑。
通俗讲便是,儒家在后来,对后世的王朝很重要,影响力很大,但在当今的大秦诸子百家中较优秀的一支。
只是如今的始皇不会采用那么暴烈的手段,而且,后世儒家的问题也不能直接定在当今儒家身上。
始皇看着淳于越,对淳于越这种儒生会反对,也早有预料,不过他有办法应对,当然不是直接砍了淳于越。
始皇没有接淳于越的话,也没谈书册关于儒家的“污蔑摸黑”,而是问了一个问题:“朕听闻儒家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有这些言语?”
淳于越听到始皇说出这两句话,心中咯噔一声,哪不明白始皇要干什么?
这是想要用儒家来堵他的嘴,偏偏这些话还真是他们儒家的,还真能成为堵他嘴的理由。
淳于越不敢也不愿欺君,虽明白始皇要干嘛,却只能回道:“回,陛下有......”
淳于越不甘心就这么被始皇堵嘴,想要反驳这几句话,可始皇没给淳于越机会,“既然有,淳于卿不如为朕解释一二,这些言语为何意?”
淳于越只能按下已经到嘴边的话,转而给始皇解释。
他知道这种在《论语》中较浅显的语句,陛下不可能不懂,但非得要他解释,那就是让解释出自他口,让他没法再反驳。
这解释是你自己说的,怎么着,你想反驳自己所言?
淳于越越想越觉得今日就是个针对他们儒家的局,可陛下和那位怎么又想对儒家发难?
坏了,他们儒家被做局了,可这做局的手太硬太大,他们难以对抗。
李斯、赵高等人听到始皇和淳于越的对话,心中也很好奇陛下和那位为啥要针对儒家?
但没人站出来为淳于越和儒家说话,儒家死不死,倒不倒,跟他们有多大关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义为,‘几个人若在一起,其中必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当选择他们的优点学习,如果看到他们有缺点,便反省自身是否也有,没有便加以警省,若有,便予以改
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义为“看到贤能之人,要想着向贤人学习,达到贤人的境界,看见无德不贤之人,要反省自己是否有和他一样的不贤之处,若有,当加以改正。”
淳于越解释完后,想再说些什么,却又被始皇打断:“朕还听闻儒家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是如何自省?”
淳于越心中一叹,陛下越来越不好应付了,在为秦王时,陛下可不会这般做事,用这种手段。
比较起来,还是以前的陛下更加好应付一些!
淳于越知道始皇想要什么回答,他不想给出那个回答,却又只能硬着头皮给出:“回陛下,吾日三省吾身,当从自身自省及从他人内省。从自身自省,自省一日所得所失,从他人内省,则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始皇在这时图穷匕见,道:“既如此,这书册可否为淳于卿‘内自省”的他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师‘?”
淳于越心道一声“果然如此”,可他却很难从这方面反驳始皇的话。
始皇将书册中对儒家的“污蔑摸黑”给变成了:这书册不是对你们儒家“污蔑摸黑”,而是以此让你们儒家警省。
你们看到书册中的内容,不应该觉得是在损害你们儒家的名誉,而是当以之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的“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不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将原本对儒家的坏事,变成了好像对儒家是好事一样:朕用心良苦,都是为了儒家好啊!
偏生始皇用来堵淳于越嘴的话或者说理由用的还是儒家自己的,让淳于越不好反驳。
淳于越沉默了一会儿,事到如今,他已经看出始皇是硬要让这书册流传于天下,哪怕他死在殿上也阻止不了。
何况,他没反驳过始皇,始皇有充足的“理由”向天下发行这书册,他就算撞死在殿上也是“无理取闹”。
结果不可改变,淳于越觉得可以退一步,他可以允许这书册向天下流传,但绝不能允许这书册里提及怂国用的是他们儒家。
虽说这样依旧会被人看出书册里怂国用的就是儒家,但至少能披上块遮羞布,能遮一点是一点,总比裸奔好。
始皇见淳于越沉默,知晓他在权衡利弊,又添了把火:“其实这对儒家也是一件好事………………”
淳于越从思索中回神,转念间便明白了始皇之意,书册里提到怂国用的是儒家,怂国读书人皆习读儒家经典,看似是耻辱,会损害儒家名誉,但只要操作得当,也可变为一件好事。
即他们可以宣传,这是他们儒家胸襟广博,不介意书册提及他们儒家,不仅不会损害儒家名誉,反而能为他们儒家在天下间增添名誉。
当然,淳于越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这书册中将会成为一柄悬在儒家头顶的剑,阻止他们儒家变成怂国儒家。
也即他们儒家以后只能向好的一面发展,要是敢变得和怂国儒家一样,那柄剑会狠狠砍在儒家身上。
但淳于越对这个问题,不太在意,他们儒家怎么可能会变成那怂国儒家一样吗?
儒家绝不可能出现书册中那些无胆无耻之徒,淳于越对此极有自信!
淳于越道:“陛下所言甚是,臣服,然臣以为在书册中,还是不当直用儒家之名。”
见淳于越愿意退让,始皇也没再继续逼迫,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利用这本书册给儒家编织了一个牢笼,以后的大秦儒家只能在这个牢笼中行事,若有违背,将名誉大损,为天下人不耻。
且书册一发行,天下人都会变为儒家的监管者,他们会用书册里的儒家同现实的儒家相对比,严格要求儒家。
要是儒家有失格之举,立刻会被人觉得:啧啧,书册里写的对啊,儒家果然不是啥好东西,书册里那些怂国君臣就是学了儒家的东西,才变得又蠢又坏又无胆无耻。
限制儒家只是始皇今日拿出书册的一个原因。
对淳于越的请求,始皇应了下来,随后看向李斯,道:“李斯,你对这书册有何看法?”
从始皇和淳于越的对话中,李斯已彻底揣摩明白了始皇的意图,他道:“臣以为这书册甚好,可使我大秦万民知怂国之耻,而不再犯怂国之事!”
这便是始皇的目的,把赵宋的耻辱在大秦流传开来,最好让每位大臣,每个百姓都知晓,然后以之为鉴,让大秦不出现赵宋那等耻辱,相当于给大秦立下一个特别的组训!
同时,也是给大秦的后人提供法理支持。
以后若有大秦君王和赵佶、赵桓一般昏庸,大秦臣民可以此为法理进行阻止;若有大秦重臣和蔡京、王时雍、徐秉哲、秦桧一般,也可以此为法理让君民处理。
当然,后世有变故,未必能阻止得了,但有总比无好。
见始皇未打断他的话,李斯继续道:“臣以为当将此书册大量印刷,广发于天下,并要让制舆台于各地宣扬,使户户皆闻,人人皆晓!”
造纸术、印刷术虽在大秦依旧属于极高的机密,但大秦如今已不止咸阳一地造纸,在好些合适的地方都建了造纸厂、印刷厂。
这是大秦发展所必须,不可能永远将好东西都藏在咸阳一地,终究会从咸阳传向各处,总不能以后各地需要纸张时,都从咸阳拨发,那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
咸阳作为大秦之都,也不适合将某些东西都集中在咸阳,且咸阳的条件也不适合有些东西,如大秦海军学堂,早晚得迁向靠海的城市。
始皇并未对李斯之言做出评价,只是又问道:“你对怂国之耻有何看法?”
李斯认真回道:“怂国之耻,千古罕见,然臣以为其等最耻辱处非其等做下耻辱之事,而是其等做下耻辱之事,却不以为耻。”
这是李斯的真心话,他是真的觉得书册里的怂国太离谱。
他李斯很爱权,但他从未想过让秦遭受耻辱,也不想让秦灭亡,他很清楚秦在,他的权才在。
因此,哪怕伙同赵高、胡亥秘不发丧、假传始皇诏书,但秦二世时,李斯还是在为大秦提供好的谏言,并没想把大秦带入灭亡。
李斯的评价也很准确,赵宋那些人做了耻辱之事,却不觉得耻辱,像赔款割地,都不觉得这是耻辱。
“君不知耻,臣亦不知耻,使怂国耻辱更甚。怂国君臣毫无气节,远逊于我大秦君臣!”
始皇又问道:“那你觉得怂国会有那些耻辱,是何原因?”
这才是关键,总结赵宋的耻辱原因,让大秦引以为戒,不重蹈覆辙。
李斯道:“回陛下,臣以为赵宋之耻有如下原因:其一者,怂国得国不正,怂太祖是以兵变从后周得国。
“其兵变得国后,必会忌惮之后有人如其一般,因而其必定削弱武人,加之怂国之前的时代武人横行无忌…………”
说到这,李斯停顿了下,“虽不知那时代具体如何,但从书册描述,必定是极乱,因而怂国会更加警惕武人,?低武人地位。”
“而‘国之大事,在与戎,怂国忌惮打压武人,怂国军力必受影响,使其虽有大军,明明士卒能与辽、金搏杀,却依旧无法获得大胜。”
李斯又道:“其二者,怂国为打压武人,过于拔高文官地位!”
在大秦、大汉这些时代,武将文臣的区分没那么明显,往往是文臣可披甲上阵,武将能下马治理地方,不少有能力的大臣既是打仗打的好,处理政务也相当不错,出则为将,入则为相。